必一体育:制造强国的主要指标是什么
目前,国内外对于“制造强国”的概念和内涵还没有统一的描述和定义。在对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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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对于“制造强国”的概念和内涵还没有统一的描述和定义。在对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经济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理论、产业运行和产业管理方面的多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认为,“制造强国”的内涵应包括规模和效益并举、在国际分工中地位较高、发展潜力大三个方面,即拥有规模效益并举、位居世界前列、具备良好发展潜力的制造业的国家可称之为“制造强国”。
基于上述分析,参考了与制造业相关的国内外多个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要素和特点,并对其主要指标的内涵、使用情况、数据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将“制造强国”的评价定位为“产业评价”。基于我国制造业的长足发展,立足产业自身现状、时代要求和国家特色的综合维度,总体统筹指标体系及各级指标的构建思路。将“产业实力”分解为“规模发展”和“质量效益”;将“产业潜力”分解为“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充分体现了“大、好、久”的核心因素。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纵观当前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研究持续性、形成系统发布机制、获得业内普遍认可的指标体系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构建的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构建的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制造业的度评价系统,更加清晰地展现了我国制造强国进程,如表2所示。
2012年中国综合指数81.42中,规模发展为36.71,占比为45.1%;质量效益为11.56,占比为14.2%;结构优化为19.32,占比为23.7%;持续发展为13.83,占比为17.0%。规模发展对综合指数的贡献占了将近一半,结构优化为第二位,而持续发展,尤其是质量效益占比过低,直观地说明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情况。
由表4可以看出,除美国外,五国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均保持了规模发展要素拉动效应的提升,但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在后工业化阶段五国规模发展要素拉动效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后工业化Ⅱ期(韩国除外),五国质量效益拉动效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同时,除美国外,五国结构优化、持续发展要素的拉动效应在后工业化阶段才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从预测性质看,对2025年我国制造强国进程的综合指数预测为中期预测,且该时期是我国完成工业化的规划时期,鉴于一国国家战略对工业化后期及之后发展阶段的制造强国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与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0-2015年)、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另一方面,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与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出发,明确到2025年制造强国进程应实现的阶段性目标。据此,在符合制造强国进程规律的前提下,对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18项具体指标逐一进行到2015年发展目标的预测。在此基础上,按照制造强国评价的综合指数测算方法,对2025年的综合指数进行测算。2025年制造强国各项指标预测和综合指数估算见表5。
本课题组对当前世界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可将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分为三个阵列,综合指数130以上的国家处于第一方阵,综合指数为100~130的国家处于第二方阵,综合指数60~100的国家处于第三方阵。按2012年测算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看,美国处于制造强国第一方阵,日本、德国处于第二方阵,我国则处于第三方阵的前列。到2025年预测我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值达到103,开始迈入制造强国第二方阵。
从预测性质看,2045年我国制造强国进程的综合指数预测为长期预测。受国际形势、国家发展战略调整、可能出现的突发性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长期预测的准确性普遍不高,不能进行具体指标点对点的精准预测,只能在制造强国进程路径规律的引导下,进行趋势性、方向性的判断和估测。借鉴前述对六国在工业化后期至今的三个阶段中核心要素拉动作用的分析,可以预判我国2026―2045年制造强国进程中四项核心要素拉动作用的变动趋势。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制造强国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除受产业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约束外,仍然受到国内外技术进步趋势、国内外产业结构与价值链结构、后发国家竞争实力、国际经济环境、国际竞争态势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强烈影响。因此,必须密切关注制造业国际发展前沿并保证国内制造业战略举措的实施到位,为我国制造强国进程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2012-2025年综合指数由81.42提高到103,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速为1.82%。通过以上分析,同时考虑到工业化不同阶段综合指数的增长逐渐趋于平缓,2026―2035年综合指数的增速按1.3%~1.5%估算,2036―2045年综合指数增速按1.1%~1.3%估算,则2035年我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为117~120,2045年我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为131~135(见表6)。
课题组从所构建的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出发,并从指标选取维度的角度,力图在分析与工业发达国家差距和原因的基础上,依照制造强国的要求,提出实现我国制造强国的战略路径。根据构建的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通过2012年中国各项指标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成为制造大国的重要基础,对于中国成为制造强国有着积极重要的提升效应;而在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尤其是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严重阻碍了我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瓶颈。特别是细化到18个二级指标,可以发现很多指标的提高已经刻不容缓。因此,继续保持制造业的规模发展优势、着力提升制造业的质量效益、积极推进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并坚持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快制造业体制机制改革步伐、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由于我国制造业多数产品实物量已很大,呈现产能过剩现象,因此,进一步提高规模优势主要应依靠提高产品价值量。一是有选择性地支持高端产业的发展,合理规划,改变低端产业过剩、高端及基础制造业严重缺乏的局面,防止无序竞争及产能过剩;二是提升产品档次、质量、创新生产模式;三是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看到,在实物量总规模很大的情况下,还有一些领域数量上也出现不足,甚至缺门和短板的情况。例如,集成电路、医疗器械等,需要加快发展、填平补齐。
最后,要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改变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现状,准确把握世界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方向,坚持创新驱动,实现出口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扩大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逐步向以高技术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在出口贸易份额中的主导地位过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由粗放、数量扩张型向集约、质量效益型模式转变。
推动制造业质量全面升级是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保证原材料质量、制造工艺达标、生产人员认真负责的同时,要推广质量管理技术、建立扎实的质量管理体系。要大力推广先进质量技术和管理方法,致力于全面质量绩效的提高,注重技术创新、品牌缔造、资源整合在质量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在全球提供创新性、有魅力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同时,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的桥梁作用,在制造企业中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手段和现代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广泛开展质量改进、质量攻关、质量比对、质量成本管理、质量管理小组等活动;在钢铁、石化行业推广卓越绩效质量管理方法;在汽车行业推广精益生产管理方法;在航空、航天行业推广六西格玛质量管理方法;在机械、通信电子行业推广可靠性工程等。
著名品牌意味着高附加值、高利润、高市场占有率,是长期的战略资产,主导着市场的购买需求与动向,是获取竞争优势和效益回报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制造业走品牌之路势在必行。应优先安排与品牌建设有关的技术改造、质量攻关、标准制修订及检测能力建设项目,强化产品内在质量。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与科研机构合作、行业内资源共享来提升技术水平,并通过建立从售前到售后的服务体系来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要针对不同的产品、用户及市场价值链中的不同价值结构,采取灵活多变的手段加强品牌的营销与传播,实施准确的品牌定位、加强品牌的推广、维护和创新,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塑造“中国制造”这个最大品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产品的形象。为了支持我国制造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帮助企业针对国际、国内市场的不同特点和消费需求差异,制定实施品牌多元化、系列化发展战略,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品牌。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积极收购国外品牌,支持自主品牌在境外的商标注册,促进自主品牌的国际化。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力度,建设有利于品牌发展的长效机制和良好环境。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原因在于产品档次不够高、中间消耗量大、折旧率低等因素。在一些行业大量引入“三来一补”,吸引了发达国家把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中国。因此应加强研发设计,提高产品档次,以创新、质量、品牌、服务获得高附加值,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高素质人力资源和管理创新转变;同时要减少消耗,降低成本,重视各地发展中的产能过剩问题,避免恶性竞争,引导各地发展特色产业,提高资源节约和集约利用水平。对“三来一补”企业要引导其向产业链两端高附加值延伸。
建立并高效运转完整产业链。避免由于产业链条的缺失,造成制造业产业系统运转的失灵,导致生产成本的急剧增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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